（2016年）
曾群英訪問、整理 陳孜祈筆錄
曾：您為什麼會喜歡文學？文學在您的生命中的位置怎樣？
蔡：文學對我來說是生命，我好像整個人差不多都是圍繞文學。這已經不是喜歡與否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沒有了文學我就什麼也不是。文學是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我本身是一個平凡的人，是文學給我獨特的價值。現在香港投入文學的人很少，因為要謀生計。我曾經為應否繼續在傳媒工作思考了很久，最後覺得真的不可以再獃下去了。因為文學是我的價值，我不可以沒有了文學，因此我要留時間給自己去寫作。
曾：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文學的，對於文學作家有什麼看法？
蔡：高中的時候很瘋狂地看書，差不多找得到的都看。從前我覺得作者是很高很偉大的，但現在我開始轉變，我想把我所想的表達出來，著重那種真實。
曾：可以談談您對於文學技巧、文學流派與優秀文學的看法嗎？
蔡：現在很多文學都只是著重風雅，但我覺得真正的文學是緊緊扣著人生的，所以應該在文學作品中流露自己的生命。我寧願沒有作品產出，我也不願為寫而寫，所以我的作品產量不高。
我不是只追求技巧，但我明白，我講故事的時候也不想只用舊的技巧。比起寫《前塵風月》的時候的天馬行空，現在我已變得比較平實。我吸收了不少西方文學的技巧，例如西方的叙事技巧。差不多各門各派我也會去看，寫實的也好，現代主義也不抗拒。好像托爾斯泰、福樓拜，到現在我也很佩服他們的寫實手法；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魔幻文學我也喜歡。到卡夫卡的《變形記》，它寫出了一個人的生存狀態，這我也很接受。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我的來源。不會抗拒某一派別，這是我的一個優點。我不會好像某些人一樣，說這個垃圾，那個垃圾。我覺得不同派別也有他們各自的追求，也有他們的理路。文學需要視野，一是叙事方法，從各門各派找一個適合自己的來用。你不可以說用寫實方法來創作的就是落伍。寫作方式就好像工具，只要你可以把這種寫作方式發揚光大的話，就有價值了。其實派別的出現是很自然的，因為有些人接受、掌握某一種方法比較多。但我們不應排斥其他派別，應該要以一個開放的心看待他們。我的要點有兩點，一是境界，一是視野。
曾：您原本是一位文學作家，後來又成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您是什麼時候開始研究文學的，您的研究範疇是什麼？您如何處理同時擁有這兩種身分？
蔡：剛開始創作時，我覺得自己寫小說欠理論，於是就看了一些小說的理論。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暨南大學招收文藝學研究生的消息，於是就投考報讀。我主要做香港小說研究，我在碩士時寫了一本《港人叙事》。唸博士時便想：八、九十年代我已做了研究，不如把研究時段推前吧，於是就研究了戰後到七十年代的作家。
雖然做學問要一頭沉下去，但我還是不想放棄創作，所以現在兩方面都要兼顧。
曾：你可以分享多一點關於「氛圍小說」嗎？
蔡：當時我認為小說不需要太重視情節，因為我那時是寫詩的，常沉醉於情感。所以我那時的小說不是以情節，不是以起、承、轉、合，戲劇性等來支撐，而是以情感。我是用寫詩的方法去寫小說的。後來我對這個寫作方法作出了修訂，覺得小說是不可以沒有情節的，但不需要一定很戲劇化。好像我最近閱讀的一位匈牙利作家的作品，它情節很簡單，就是兩個人的會面，便道出了他們的前世今生、恩怨情仇。如果要我給這類小說起名，我會叫它做思辨小說，現在我也很接受這一類小說。我覺得創作要有思考，要有智慧的參與，要有邏輯的參與。
曾：您對微型小說的看法怎樣？
蔡：微型小說是一種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文體。人物、情節、主題，小說的關鍵要素都有。微型小說要在很短的篇幅中，把信息表達得好是要很有技巧的。微型小說要寫得好，要很有功力。
曾：您認為微型小說有獨特的技法嗎？如以小見大等。
蔡：以小見大是必須要的。契訶夫也寫過很短的小說，可以將它們歸類為微型小說。他可以在很短的篇幅中，把一個人的醜陋一面表現得很好，例如在《渴睡》這一篇小說中，一個保母殺死了一個嬰兒，篇幅很短，但意涵很深。有些人的作品的質量好像沙子，而契訶夫小說的質量則有如金、鋼，可以擊破很多東西。這可以叫做小說的神手，這種能力是我到現在都追求的。我很強調一個創作人要有慈悲心，我覺得沒有這樣的心是不能成為一個好作家的，因為他們不能看到人世間不同的處境。像契訶夫、老舍這樣的大師，對低層的、不幸的人有一種天然的同情。我覺得這種心腸才能令一個作家偉大。文學的價值所在就在這裏：給予不幸的人安慰，給予普通的人慰藉，就好像一支小小的蠟燭，在世人眼前發出了小小的光。這是我對文學的最基本思想。
曾：現在香港高中生讀文學的人愈來愈少，我們應否去推廣文學？
蔡：可能因為我教的科目的關係，我認識了很多對文學有濃厚興趣的年青人。但我常常對他們進入社會後的情況擔心，他們要維持生計，畢竟文字可以給他們的出路很少。他們只有出版社、報館這類行業可以選。他們的收入與社會上其他行業的人也會有差距，相比其他例如金融、IT，起薪點低了不少。香港的年輕人有很多是不錯的苗子，但他們常常是工作了幾年便不再寫作了。因為他們進入了社會之後，客觀環境令他們的文學沒有了成長的空間，他們忙於謀生，於是便把文學暫時放下，或者直接放棄。文學真的要有一個讓人安心的環境才行。
曾：您怎樣栽培文學的新秀？
蔡：我認識一個浸大的學生，小說寫得好，又有做研究，他畢業後去了《星島》做文化版記者。我擔憂他會放棄文學，所以有時編雜誌時會給他多一些機會，因為在這個階段要給他多一點鼓勵，不要對他那麼嚴苛。即使他的作品未成熟，但我們容忍他，希望他可以保持創作的熱誠。二十歲左右的人是最需要一個平台的時候，所以我會在《香港作家》設一個專輯，叫「九零後地帶」，這樣才可以令他們不會離文學太遠。我也認識另外一個學生，他的小說寫得不錯，於是我最近要專訪羈魂的時候，就叫他幫我去做訪問，這樣做也是要讓他們保持對文學的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