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曾群英訪問、整理 陳孜祈筆錄
曾：您是何時對文學產生興趣的？如何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陶: 我是在印尼萬隆出生的。小時候沒有玩具、更沒有手機，那時我們的娛樂多是看書，有時會看電影。那時我大哥喜歡在晚飯後講三國的故事，我覺得三國的故事好吸引。但是我覺得他講得不夠快，於是提出要看他的線裝書。後來再慢慢的讀其他的古典小說，例如《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1960年我回到中國大陸，在北京參加高等學校的考試，考入了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在那裏我接觸到很多有關中國文學的事物，對文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來港定居的第二年，寫了一篇小說，第一次投稿。當時我只是抱著一個試一試的心態，投稿到一份叫《週末報》的刊物。意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個月我的稿件便刊登了出來。因為第一次投稿順利，這加強了我寫作的信心。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當時第一次投稿沒有被採用，我想我以後都不會再寫下去。來香港前，因為讀語言文學，所以對文學產生興趣。而來港後，因為沒有其他的謀生技能，只好走文學的路。
曾：您曾在印尼、中國大陸和香港三個地方生活，這三個地方對您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陶：這三個地方對我都有一定的影響。我曾經在一次的訪談中被問到，為什麼我的小說以印尼為背景的很少。我在印尼的日子，是在十七歲前，我對印尼當然有很深刻的印象，因為是童年吧。對印尼的感覺，在我的散文作品呈現的比較多，小說比較少。小說就只有一本長篇作品《追尋》有一些印尼的影子。小說比較少印尼背景是因為題材的問題，創作小說時，我盡量不想小說的內容與現實拉得太遠。我第一篇小說《冬夜》就是以香港為背景，在餐廳發生的一件事。很多評論家評我的作品時也會提及，很多南來的作家初期都會寫對大陸的懷念，但為什麼我一寫就寫到了香港的人事物？我是有目的地寫的。我認為一個人來到一個新的地方生活，應該盡力去表現那個地方的人事物。事實上，我對香港的生活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剛來香港的時候，對香港的貧富差距很反感，為什麼貧窮的可以很貧窮，富裕的人可以很富裕，我覺得這是崎型的現象。到十多年後，即八十年代後我才開始適應。當然貧富差距大是不好的，但我開始明白和接受這個社會現象。老闆始終不會虧本給員工，他們有他們的想法。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不應過份責怪。在北京求學的時侯，當然有很多東西值得懷念。《與你同行》這個長篇小說就是以北京的大學生活為背景，甚至有人評論說這是我的自傳式小說。總的來說，北京在我而言是一種對年輕的歲月的思念情緒，而香港在我而言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而是人間，香港有很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曾：您擅長寫故事新編，您認為您的故事新編和傳統的有什麼分別？
陶：有一個學者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比較魯迅、劉以鬯和我的故事新編的分別。他認為魯迅的故事雖是新編，但與原來的故事沒有太多的分別。而我的故事新編則是把原來的故事「反轉」了，尤其是人物的性格。例如《三國演義》對關公的描寫是完全的忠義，而我則將關公寫得很人性化，他有常人的弱點，例如好色，或是不滿兄弟等。傳統的描寫是關公不近女色，我就寫他和常人一樣也會親近女色的。不但寫關公如此，寫李葵也是這樣，將我們心中的英雄性格反轉，結合香港人的性格，商戰的重利、兄弟不和，要騙兄弟的錢等等。其實我的故事新編的中心是想把香港商場中重利多於重情的情況表現出來。
曾：有什麼作家、作品、文學流派對您影響較大？
陶：蘇聯、中國和法國的作家，如俄國的托爾斯泰、高爾基、舒洛托夫；法國的馬爾扎克；中國的魯迅。我到現在仍覺得魯迅很有深度。當時正值五四時代，剛剛開始白話文運動，有這樣的成就已不錯了。我們不可以以現在的標準去批評他寫得如何的不好，這是不公平的。夏志清認為張愛玲比魯迅好，這我不敢苟同。論深度，暫時我還未見到有作家比魯迅好。張愛玲的作品偏重情感，深度還是魯迅比較好。我學習文學的時候，都是批評現代主義，提倡寫實主義，這對我影響比較深。我來香港後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文學流派，我對不同的文學流派並不抗拒，例如意識流，我也有吸收。只要能用那種方法表達主題就好了，不用分什麼流派的。所以什麼流派我也不太重視，寫的時候我覺得什麼方式易表達，就用那種方法。如果寫作的時候常常都在想著用什麼文學理論、流派去表達，那甚至可以稱作走火入魔了。
曾：您對香港文學的現況有什麼看法？
陶：香港文學一直以來都是「小眾」的，在手機流行前已經是小眾。從前香港有幾十份報紙，現在也少了很多。手機流行後，長篇小說便少了很多人看。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報業十分興盛，很多副刊也有小說版、散文版。在九十年代中，《蘋果》出現後，因為不同的文學版面不斷的減少面積，所以中長篇的小說沒有生存空間。短篇小說現在也少有地方刊登，更何況中長篇。就算雜誌也是以「八卦雜誌」為主，你觀察一下報攤便知道。
曾：可以談談您寫作的苦與樂嗎？
陶：創作是很艱難的事，沒有什麼名氣，也沒有太多稿費，只可以自我安慰，寫作是一種精神的享受。你完成一篇作品，可以以不同形式來舒發你自己的感受，或者對事物的看法。其實文學不會令你得到名利，但如果你愛文學就不用計較。如果你喜歡，你便不會去計較。但如果你不喜歡，你寫一點點便會覺得煩厭。
曾：您對長、中、短、微型小說有什麼看法？
陶：長篇要有生活的積慮，因為要有嚴謹的架構、人物等。短篇和微型差不多，都是要有所感觸。然而，所有小說的要素都一樣，都要有人物、情節。有人認為寫短篇難於長篇，我覺得不盡然。當你面對一個題材要去處理，也是要有經驗的。
曾：微型小說應否獨立成為一種文學體裁？
陶：微型小說和短篇小說有分別。短篇小說可以鋪排，但微型小說不可以。因為微型小說要在1500字內把人物、情節都表達出來，短篇可以在情節上拉長。微型小說節奏比較快，短篇小說可以刻畫得比較深刻，但微型小說受字數限制，節奏一定要快一點。
曾：您認為您的哪些作品最有代表性？
陶：長篇小說是《一樣的天空》和《與你同行》；短篇小說是《一萬》和《強者的XX》。我早期的作品比較寫實，有力道，對人性有沖撃，例如《歸》，寫偷渡的故事：後期有《迷魂陣》。
曾：您認為香港文學是否正在萎縮？
陶：香港文學的寫作者沒有萎縮，年輕人中也不乏寫得好的人。現在香港的客觀環境，如讀文學的人減少。但對於寫作者來說，他們不應受客觀環境的影響。他們寫作的目的不應是功利的，而是因為喜歡。現在香港的文學環境比從前差了。從前報業昌盛的時候，你發表的渠道可以有很多。東報不刊，你可以投西報，但現在連報社也結業了。現在幾乎沒有副刊，可見文學的陣地萎縮了。對文學的前景，我會比較悲觀。雖然悲觀，但我覺得文學會長存，只是人數會減少。
曾：您覺得應否推動中學生學習文學？
陶：推動新一代應由中學生做起，因為大學生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習慣，很難改變的。如果從中學開始做起，我認為這是比較好的。有時中學生會令人有驚喜。只要他們打好基礎，對他們的發展會有好處。有時我會想，我來港時認識了舒巷城，我寫信與他來往交流。他說他很高興可以和我交流文學，但他不知道鼓勵我寫作是不是害了我。因為，在香港文學不能為你帶來財富。你要先顧及錢包，才可以在社會立足。如果你愛好文學到發燒友地步，你需要警惕，因為現實上，在香港，文學不能令你致富。當然香港有少數人可以以文學維生，但這在香港的環境不是多數。一定要有這個清楚認識，文學不能替你賺很多錢。但文學可以成為你的修養，否則人很容易成為經濟生物，想什麼都只想到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