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沉重與無奈、意義與昇華
——讀《死亡死亡》兼談微型小說的哲理書寫
高健
在當代文學的版圖中，微型小說常以凝練的筆法勾勒豐厚的生活，展現複雜的人性，講述引人的故事，蘊藉深刻的內涵，透露著文體獨特的美學特質。中國香港作家陳贊一的微型小說集《死亡死亡》，則通過觸摸生命的本質，探尋救贖的微光，進一步將這種文體的美學特質推向哲學深度。
本文試選其中幾篇，通過文本細讀、跨作品對讀以及延伸解讀，探尋作者以極簡敘事承載的厚重哲思，以期為當代人的生存困境提供文學省思。
有些突圍，本就是向著歸宿狂奔
當最後一條魚終於躍出水箱，卻在無人察覺中死去時，我們目睹了一幕殘酷的生命寓言——
在命運早已織就的羅網裡，有些突圍，本就是向著歸宿狂奔！
微型小說《無餘》情節看似單薄，若未能深諳其味，這般簡練的故事恐難撐起文本的分量；但細品之，卻暗湧著深邃的哲思。
小說以迴圈結構講述兩批石斑魚在餐館水族箱中接連被捕殺的故事。魚們為求生各自採取不同的策略：第一條因活躍被吃，第二條裝死反被疑死速殺，第三條詐病拖延終遭提前處理，第四條欲跳出水箱未遂反被優先捕撈。最終唯一逃脫者跳出水箱卻無聲死去。淩晨六時，又一批魚被投入水箱，這一次共有七條，前面五條重複著上一批五條的命運，倖存的兩條在充滿哲思的對話中結束故事。
由來，生死是文學永恆的主題。但在衣食無憂的當下，這一主題如何切入人們的生活，以引起讀者的情感共鳴，是件考驗作家構思的事情。
陳贊一把筆觸對準一家名叫四海小廚的食館，這一生活中常見的場景。
人們去餐館享受口腹之欲時，大都會將注意力投放於盤中美食，可能不會過多地去關注那些將要烹調的食材吧。特別是那些待宰的活物，那一刻的心情，想必是浸透在油鹽煙火裡的歡愉者無從感知的，也許那些垂首顫慄的生靈正用濕潤的眼眸，將人類盛宴的喧囂隔絕在血色簾幕之外，隔著沸騰湯鍋升騰的霧氣，以顫抖的呼吸，默數著生命最後的心跳。
未經生死痛，何語黍食香。但是，設若我們就是冰冷案板上那些待宰的它們呢？
恰好剛剛重讀了作家余華的《活著》，無意中把《無餘》中那些石斑魚面臨的生存困境，與《活著》中福貴家族的命運軌跡對照，發現二者在生死夾縫中展示出驚人的命運同構性，以不同形態詮釋著生存的荒誕與堅韌。
第一條生猛遊動的石斑魚，與《活著》中的徐有慶一樣，周身散發著生命的活力，但鮮活的生命力卻成了他們奔赴命運歸宿的獻祭。
第二條欲以裝死逃生的石斑魚，似與《活著》中家珍的命運處同一軌道，他們以靜止和忍耐對抗命運的重壓，家珍在病榻上數著米粒等待春天，石斑魚在假死中躲避撈網，他們等來的不是救贖，而是同樣無法逃脫的死亡。
第三條詐病欲以逃過命運收割的石斑魚，讓我想起《活著》中的苦根，“病”作為他們生命共同的表像，雖然一個是裝病，一個是真病，但結局卻是令人唏噓的殊途同歸。
第四條一次次跳躍想要逃出水箱的石斑魚，與《活著》中的二喜何其相似，兩者都在用肉身對抗社會的系統性暴力，儘管他們向著求生的狂奔並沒有超越命運既定的終點。
第五條作為唯一跳出水箱的石斑魚，就像嫁給二喜的鳳霞，它躍出水箱時那一刻的心情，想必與鳳霞坐在板車上出嫁時一樣，本以為命運轉了個彎，卻不知死神早已在他們生命的半途虎視眈眈。
第二批投入的七條石斑魚只剩下最後兩條了，儘管它們擺動尾鰭的姿態看似從容，但在從容的表像之下，那句“我只想在我還可以游來游去時游來遊去”，與福貴所說的“做人還是平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賠了自己的命”，這般看似灑脫的魚生哲言和人生智語，是歷經劫難的認命，還是對自由的企盼，抑或是瀕死的讖語，相信在讀者的心中已有了答案。
命運編織的羅網何其堅牢，不論石斑魚群，還是徐福貴們，誰又能超越生存的場呢？！
品讀《無餘》，我努力想要悟透作家的喻示，是面對既定的命運，抗爭沒有意義嗎？是面對困境，禮贊生命的韌性嗎？是面對遲早都會來臨的死亡，安享當下嗎？
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那麼，活著或者說生命的意義究竟為何？這道亙古謎題始終籠罩著人類的精神追尋。其意義之重，連窮盡千年智慧的哲學探索都未能凝聚共識，更遑論在文學疆域尋得標準答案。那些閃爍著思想光芒的論斷，往往在觸及本質時又陷於新的迷途。我們確切知道的是，每一個生命個體來到這個世界均屬偶然，因為無法選擇時代，每一個生命的到來都是時代大背景下的偶然。
水族箱裡的石斑魚群與鄉土中國的徐福貴們，在兩部作品中呈現出鏡像般的殘酷詩意，本屬不同物種的存在，卻在命運的牢籠裡演繹著相似的生存劇本。他們在所處時代大背景下所做的突圍，本就是向著歸宿狂奔！
真正的幸運在於，當下的我們不必在“活著還是死亡”的二元對立中掙扎。我們所處的時代所在的疆域，活著就像呼吸一樣，自然而然，率性本真。所以，我們才能像余華在《活著》自序中所說：“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這樣的“活著”才能超越生存的焦慮，將“活著”從沉重的生存宿命中解放出來，回歸生命的本真。
生命傳承的悲壯獻祭與悲憫滋養
一直以來，民間對死亡有一種恐懼和焦慮。這一方面緣於死亡帶來的與在世親人的永隔，無法透過俗世的肉體去分享或承擔親人的悲歡；一方面緣於日常謬誤教育對死亡的恐懼。當然，其間也有個體對於俗世所得的貪戀。
認識死亡，其實是每個人遲早都要補上的一課。然而，當生命行將終結時，再來認識死亡，對於過往的歲月已沒有多少意義，孔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意義更多的在於警示後人。
正當我以這樣的杞人之憂揣測死亡的意義時，陳贊一的《成長》恰給我以直指本質的啟示。這篇小說以編年體的極簡敘事建構了一個冰冷的生命循環系統，通過序號化的人物、物質化的傳承以及機械遞進的時間線索，揭示了生命的代際傳承。作品在冷峻的筆法中完成了對生命意義的解構，也部分回答了我對於死亡的困惑——在更為廣闊的時空尺度下，成長不過是物質鏈條的一環，生死不過是一場迴圈輪回。
但我分明感覺到文本表像所展露出的生死輪回應該不是作家所要表達的全部，那些冷峻筆法背後總是莫名透露出一種悲壯與熾熱。
《成長》給我們描繪了一個生生不息的生命傳承圖景，每個個體的存在都是後續生命鏈條上的養分。甲在土葬中完成從人到樹的形態轉換，其物理之身成為果樹成長的養料；丙在天葬後軀體分解為鳥類生存的能量；丁的海葬則將肉身投入海洋食物鏈——每一代人都在以血肉之軀為祭壇，完成對下一代的能量輸送。個體消亡不是終點而是起點，死亡成為生命延續的一環，如同春蠶吐絲般將自我編織進永恆的輪回網路。
但是，生命的代際傳承不只是物質轉化的能量傳遞，還應該是蘊含著親情、責任與愛的精神接力。作家將這種代際精神傳承的書寫如草蛇灰線般潛伏在文本中，需要透過物質轉化的表層才能窺見其痕跡。小說中有一個細節值得玩味，當戊在兩百年節點重複二十歲病死丙的“上學”動作，這一場景已不再是簡單的代際重複，更像是一場儀式，戊實則是將甲滋養的果樹、乙澆灌的瓜田、丙餵養的飛鳥、丁孕育的遊魚，這些零散的生命印記串聯成文明的基因鏈，成為人類文明在輪回中突圍的象徵。“第二百年 戊上學”，既是對前人物質供養的致敬，更是對精神火種的接續，每個個體肉體的消亡都在為下一個生命鋪設成長的階梯，表層文本生物學意義上的迴圈框架，實則暗藏對人類精神超越性的深切期待，至此，作家完成了對生死意義的哲理闡釋。
這才是這種悲壯而熾熱的生命底色。
也許，只有貼近過死亡的人，才能夠更深切地理解生命。史鐵生曾經說過：“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這種對死亡的超越性認知，正是作家對“向死而生”最詩意的詮釋。
當肉體完成代際滋養時，我們看見生命接力的頑強；當靈魂仰望星空時，我們目睹精神星辰的永恆。站在兩位作家構築的生死圖景前，我們或許能觸摸到生命傳承的完整真相：陳贊一揭示的是生命物質傳承的壯美史詩，而史鐵生吟唱的是精神超越的救贖之歌。他們的作品在不同層面揭示出生命傳承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變奏，一如硬幣的兩面，在生與死的旋轉中閃耀不同的光芒。文學的價值也許正在於此，它讓我們在冷峻的生命鏈條中感受存在的意義，在溫暖的字句間尋覓救贖的可能，最終在生死命題的裂縫中，照見生命完整的光輝。
在當代社會語境下，《成長》以冷峻的敘事解構生命的意義並重構精神的價值，它讓我們領略生命傳承的悲壯獻祭與悲憫滋養的同時，也給我們以深刻的人生喻示——
再先進的科技也無法改變血肉之軀終將歸還大地的本質，但人類特有的精神火種卻能跨越生死界限。真正的生命傳承不在於逃避死亡焦慮，而在於將肉體歸還自然的同時，從塵埃裡綻放不朽的精神之花，將精神的火種傳給時代和未來。
我們都終將扔掉肉身這個驅殼，獨留精神在這個世界穿梭，遊蕩。
人，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存在！
在生死之間丈量生命的意義
初讀《遺物》，感覺是一篇帶有諷喻意味的作品。作者以家庭遺物處理為切口，通過小鈴與媽媽對待遺物的不同態度，特別是小鈴媽媽“棄衣物”與“留首飾”的對比，諷刺了那種親情如紙、物欲蝕心的行為，撕開了親情表像下功利主義的真實圖景。
但是，在生活中，作品描述的場景又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對於這一帶有特定文化習俗事件的解構，遠非簡單的物質批判所能涵蓋，其間暗湧著生死觀念乃至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碰撞。
《遺物》表像是寫家人對於逝者遺物的處理，實則是將死亡議題置於傳統文化語境下進行深層次的建構與解構。正如托爾斯泰同樣以死亡為主題的小說《伊凡·伊裡奇之死》中描寫的那樣，其敘事焦點看似描述主人公伊凡的死亡過程，實則通過細膩刻畫肉體衰亡與精神崩塌的共生軌跡，將個體生命的終結昇華為對人類存在困境的哲學思考。兩位作家均以文學意象包裹生命哲思，讓讀者透過文本觸及這種深層意蘊，進而在對生命尊嚴的重新審視中獲得超越性的啟示。
如果僅僅把生命看作是一種物質的存在，或者說生命存在的著眼點僅在於物質的享受和佔有，就會如小鈴媽媽那樣，陷入一種將生命價值徹底物化的荒誕境地。這種生存哲學不僅消解了生命的精神維度，而且也割裂了人與人之間更本質更有價值的精神關聯，暴露出人的物質存在與精神共生的辯證關係中精神存在的缺失。
亙古至今，人類對於生死的思考一直沒有停止。東晉王羲之在其名篇《蘭亭集序》中，即以“修短隨化”“終期於盡”揭示生命短暫如白駒過隙，發出“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的慨歎，並主張在春生秋死的自然迴圈中“俯仰觀宇宙”，通過詩意棲居實現對生死焦慮的超越，體現魏晉時期對生命存在與宇宙天道的哲思交融。
與聲名大盛的王羲之不同，差不多同一時期無名氏的“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則以短暫與永恆的矛盾叩問生命本質，有限肉身卻承載無限時空意識，肉體終將消亡而精神總欲不朽，道盡人類生存的悖論。
爾後，諸子百家均有對於生死的哲理思辨。但是，不論道家“安之若命”的自然觀，還是儒家“樂天知命”的處世觀，抑或佛家“原無生死”的超越觀，以及如《伊凡·伊裡奇之死》所展現的死亡困境，雖然不同程度勾勒出東西方對生命終極命題的不同解答，依然無法從根本上解脫人們對於死亡的焦慮。
當面對死亡時哲學思辨式微、藝術救贖乏力，傳統人文體系提供的文化資源無法消解死亡焦慮之際，宗教便成為普羅大眾尋求精神超越的主要路徑。這種對彼岸世界的皈依，既折射出世俗文化對生命終極關懷的闡釋乏力，也凸顯出現代社會亟需重建多元生死觀的精神訴求。
應該看到，人的生命存在，是由肉體和精神兩部分組成的。但因為前者的實在性和後者的虛空性，容易讓人忽略後者，以至於錯誤地以為，肉體的死亡即生命的消失。
其實，生與死不是對立的兩面，死不是生的反面，死亡只是世俗意義上生活的終止，而不是全部意義上生命的終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死亡是對生命的總結和昇華，而不是否定。
生命的本質實為肉體與精神的雙重交響，二者本應互為表裡，當醫學宣告心跳終止之時，肉身確實回歸了物質迴圈的宿命，但附著其上的精神火種是可以突破肉體的藩籬，從而實現超越的。這種精神對肉體的超越，不僅如上文所述王羲之及其《蘭亭集序》，穿越1600餘年仍在中華文明的星空閃耀，甚至小鈴姑姐的音容影響也在代際傳承中獲得了延伸。這些例證揭示著生命的真相——所謂死亡，不過是生命載體的更迭，而非精神本質的湮滅。
生死之間本無對立鴻溝，若將生命比作四季輪回，肉體如同春花秋葉的季節性存在，而精神則是滲透於土壤中的生命力。這種精神的生命力或可表現為莊子鼓盆而歌時“萬物齊一”的逍遙悠然，也可能表現為蘇格拉底飲下毒酒時留言“死可能是神靈的賜予”的豪壯淡然。前人參透生死的智慧啟示我們：死亡恰似蟬蛻過程，舊有的軀殼脫落之際，正是精神昇華之時。當個體生命融入人類更為廣大的精神譜系，所謂的消亡便完成了向永恆的蛻變。而當我們具備了這樣的智慧，我們就會超越生死困頓，不再汲汲于一時一事一物之得失，不再懼怕無中生有的亡魂糾纏，從而在順應生死自然的同時，珍惜生命，好好生活，以創造與勞動、愛與奉獻讓我們的精神生命得以延伸與昇華。
這或許是《遺物》帶給我們的閱讀收穫。
飯粒，媒介或者隱喻
文藝評論家李偉長在其評論集《未被摧毀的生活》中，曾說過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話，他說：“通過什麼樣的媒介和社會發生關係，和時代發生關係，也和我身邊的生活發生關係，以及用什麼樣的方式表現出來。對青年作家來說，構造這些細節恐怕不僅僅事關才華，也事關小說技巧。”
如果將這段話投射於微型小說創作，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解讀：如何通過精准捕捉生活截面——或是一個事件、一處細節、一幀場景，或是某種獨特的敘述視角、表現手法，完成對生活經驗的文學轉譯。
從這個維度來看，陳贊一的微型小說《吃飯》可視為典型例證。這篇不足五百字的作品，完美詮釋了“文學如何切入生活”與“生活如何昇華為文學”的雙向轉化過程。
在《吃飯》這篇微型小說中，作家以近乎顯微鏡般的觀察力，將五歲女孩翠玉掉落飯粒的日常瞬間，解構為充滿張力的敘事場域。通過螞蟻搬運飯粒的微觀敘述——路線偏移、攀爬滑面、負重跌落等生存博弈，與人類幼童無意識的毀滅性舉動形成戲劇性對照，最終在飯粒這一微觀媒介中，完成了對生命脆弱性、命運無常性等宏大主題的隱喻式書寫，也同時完成了把我們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上升為文學敘述的鏡像轉換。
《吃飯》的故事情節其實很簡單，通過五歲女孩翠玉掉落的飯粒與螞蟻的搬運歷程，展現微小生命的頑強抗爭。螞蟻為搬運飯粒經歷重重險阻，在瀕臨成功時滑落地面，折返再次搬運時卻被翠玉無心踩死。故事以飯粒為線索，勾連人類幼童的無心之舉與昆蟲世界的生存史詩，暗喻微小生命在宏大命運前的脆弱與徒勞。
在筆者看來，一粒飯的墜落與搬運，這個看似簡單的微觀敘事，其實卻巧妙地建構了多重敘事隱喻。
第一重隱喻，對兩個維度生命相撞的生存叩問。在我們所受的教育中，眾生是平等的，但廚房一角上演的生死劇情卻暴露了一個殘酷的真相：高維生命的一個噴嚏，足以掀起低維世界的颶風；人類無意識的飯粒掉落和匆匆腳步，在螞蟻的時空裡卻是創世與滅世的重疊。當螞蟻的軀殼與飯粒同時被碾碎，這場悲劇超越了簡單的食物鏈敘事，成為對生命本質的哲學叩問：在不對等的生命實力面前，生存的尊嚴何以安放？
第二重隱喻，對命運殉道式抗爭的讚頌。翠玉失手墜落的飯粒，在人類世界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塵埃，在螞蟻王國卻是天降的意外驚喜。當那只螞蟻義無反顧地折返搬運時，難道不是對宿命的決然反抗？它搬運的不僅是食物，更是對整個族群生存的莊嚴承諾。這只小小的螞蟻，也許它在折返的瞬間，已然成為族群命運的殉道者。
第三重隱喻，對欲望侵奪生命的警醒。那粒被具象化的飯粒，還可以看作是欲望的完美喻體。螞蟻在搬運過程中展現的執念，與人類追逐財富、權力時的癲狂形成微妙的映照。當背負沉重飯粒向上攀爬時，它的身心早已戴上欲望的鐐銬。螞蟻的死亡告訴我們，當所得超過所能承受時，欲念更多的是自我毀滅的誘因。
其實，當我們把目光從俯視變為仰望，讓視線和神思穿越茫茫宇宙，在更高維度的生命劇場裡，人類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螞蟻”。當我們俯視那只艱難地“搬”著那團飯粒的螞蟻時，宇宙深處或許正有雙眼睛將銀河系視作沙盤遊戲。
《吃飯》一文告訴我們，作家如何對待生活，也許比寫作技巧更為重要。就像李偉長所強調作家的“媒介轉化能力”那樣：“一個作家面對現實生活，保持忠誠，寫作才可能變得真誠，才可能捕捉並點亮那些生活細節，同時賦予這些細節力量和意義。”在闡述這一觀點的同時，李偉長還列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在俄羅斯作家契訶夫的短篇小說《牽小狗的女人》裡，兩個私通的人初次見面，女人牽了一隻小狗，男人有意地去逗弄它，並問女人可以給它一塊骨頭嗎？兩個人的故事由此開啟。一隻小狗和一塊骨頭，讓兩個人產生了聯繫。如果沒有這只小狗，這對男女也許不會如此合理地說上話。從這一視角審視《吃飯》，作家通過飯粒這一媒介，讓人類與螞蟻兩個不同維度的世界發生關聯，並由此讓兩個世界通過這一獨特的視角相互關照。
首先，作家選取“飯粒”作為核心意象，既承載著日常生活經驗，又成為連接不同生命形態的敘事樞紐；其次，通過人類視角與昆蟲視角的並置，構建起多重敘事維度，使司空見慣的場景產生陌生化效果；最後，在有限篇幅內完成情感累積與主題昇華，讓微觀敘事承載起更為深刻的哲學叩問。這種將生活經驗轉化為文學敘述的能力，恰如小說中螞蟻對飯粒的搬運——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細節，經過藝術的提純與重構，最終成為照亮生命本質的燭火。這種以微知著的視角轉化，恰似契訶夫筆下小狗與骨頭的敘事支點，在看似偶然的相遇中，撬動了作家隱喻的命題——所有關於生活、生存、生命的煎熬、掙扎、宿命，不過是相同的生命史詩在不同場域的變奏。
這篇不足五百字的《吃飯》喻示我們，當文學放下宏大敘事的野心，轉而凝視這些細微之處時，反而獲得了更為遼闊的視野，展現出更多的可能!
陳贊一的《死亡死亡》以微型小說的尺幅，丈量生命的廣度與深度，冷峻的筆觸中透出悲憫微光。我想，這亦是文學的價值、意義和使命之所在，它讓我們在看到冰冷的生命輪回的同時，更看到溫暖的精神圖景；它讓我們在感受到個體生命的苦難之時，更昇華為對人類處境的超越性思考；它讓我們在感歎於肉身局限的同時，更致力於精神的無限可能。文學如同偉大的母親、親密的愛人、溫暖的朋友，它安撫著閱讀這些文字的每一顆靈魂，讓我們懷著一顆更溫暖、更濕潤、更舒展的心去走向生活，迎接明天。
作者簡介
高健，筆名高家村，中國微型小說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故事會》雜誌副主編。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故事創作理論。文學作品、理論評論散見各文學、學術報刊。著有《微型小說的敘述藝術》等三冊。